编者按：目前，美国80%的贸易与知识产权有关，在WTO下的三大贸易种类中，高端的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中国目前的贸易却仍是以货物贸易为主。由此，中国企业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遭受“非关税贸易壁垒”，伴随着一个个来自美国、欧盟的国际新标准袭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来自企业的问题、经验，同时也希望大家来共同探讨规则背后的博弈，为中国迎来真正的“自主创新”时代而准备。

　　这两天，长虹法律部知识产权处处长代德健头痛不已，在面对来自美欧日的三重标准重压之下，他不知道该如何助力长虹突破出口技术瓶颈。

　　还是在前一段时间，他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网站上发现，美国数字电视标准“ATSC”(the Standards established by 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将于明年3月1日正式实施，相对于以前只对某个尺寸的进口电视进行标准限制这一情况，该标准将限制范围大幅扩张，几乎涉及所有尺寸所有规格的数字电视。

　　无独有偶，在欧盟向中国家电企业提出反倾销之后，也开始推行所谓的欧洲数字电视标准，而日本也开始与中国企业进行谈判，希望中国家电企业对出口日本的产品采纳日本标准，并借此大规模征收专利许可费用。

　　“在欧美日普遍设计包含本国核心知识产权在内的国家标准的同时，三方似乎达成默契，普遍提升对于该标准下知识产权许可使用的费用，中国家电企业正在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代德健说，“数字电视所含的专利技术在一万件以上(ADSC)，而大如长虹这样的企业，所拥有的不过是几百件或者上千件的专利，而且都不是核心技术，“ATSC”带来的问题极其严峻。”

　　知识产权部的苦恼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韩国也遭遇过类似的问题，但随后日本马上掀起了全球的并购潮，通过并购拥有了大量的核心技术；而韩国政府则给予多方支持，以三星为例，政府曾先后投资数十亿美元帮助其进行系统研发。

　　“搞自主创新，我们缺的是资金，缺的是人才。”代德健毫不客气地说，“无论是并购还是研发，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即使长虹这样的企业，也是没有能力独自承担的。”

　　虽然2005年长虹盈利两亿元，但是分配下来，投入到知识产权部门的资金最多刚够支付专利许可费用，根本没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研发，更何况是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的研发。

　　目前，在长虹知识产权处，包括代德健在内只有5个人员，却担负着推动长虹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使命，“说实在的，我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代德健极为苦恼。

　　事实上，在跨国公司，随便一个法律部知识产权处就有上百乃至数百人在从事专业的检索、申请、许可等工作，这种状态非常容易发现细分的空隙。因为全球每年90%以上的专利是通过检索发现的，同时还能有效避免无用功的研发。

　　“我们请不了更多的人，好的人才都被跨国公司请走了。那些回来跟我们进行技术谈判的美欧日代表，很多都是华裔或中国人。”代说，“我们也希望像日本那样进行大规模并购，但并购后的管理人才从哪里来？TCL并购汤姆逊，就是由于没有专业人才参与，并购时居然没有把对方的知识产权买下来，直到今天，TCL还得向汤姆逊交技术许可费，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规则的背后是什么？

　　事实上，长虹所说的这些问题，有一些企业已经在悄然应对。有内部消息称，在过去一年内，华为知识产权部门从仅有的17人迅速提升到120多人，并有计划扩编到400~500人，进而推动大规模的专利申请工作。

　　“华为是一个做得很优秀的民族企业，也正因为如此，它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而最终挽救华为命运的就是它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多重成果。”一位专家说。

　　企业在全力以赴，同时，国家也开始授权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制定我们国家的数字电视标准，只是目前还没有推出。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即使推出，也只能对有大量家电产品出口中国的日本进行威慑，对美国的影响却很小。

　　在这种情况下，各电视厂商自发在信息产业部指导下组织了一个知识产权委员会，长虹还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任单位。但由于人力有限，各家的通病又大都是缺少核心技术，导致委员会没能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

　　对此，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梅永红副司长说：“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什么叫规则？规则到底是什么？越来越看清楚了，无论是知识产权规则，还是其他别的规则，背后都是利益，所有的规则都是以利益为结果。”

　　事实上，在一个月以前召开的捷克会议上，梅永红副司长参加的谈判代表团遭到了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粗暴对待，“我们希望参加到游戏规则中去，但人家却把规则抛在一边，我们逐渐发现在看待国际规则，如何与国际接轨方面，我们有弱势的一面。”

　　截止到记者发稿前，代德健还在电话那头小声告诉记者：“我在开会，最近都会很忙，我们在努力研究如何解决的措施，你有问题就发邮件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