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衣食住行之中，“住”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给低收入人群提供必要的住房保障更成为一个急迫的挑战。香港这样一个寸土尺金之地，却在全世界成为有效解决社会住房保障问题的典范，“奥秘”何在？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女士以女性特有的严谨与细腻，围绕香港公屋制度背景、居屋建设、运转和资金保障、特色和未来发展方向向人民网赴港主题报道记者一行进行了阐述。

　　一场大火引出香港公屋制度
　　制度的产生往往由解决触动人心的突发事件个案延伸而来。香港公屋开始要追溯到1953年一场大火，火灾后约有五万灾民需要安置，当时政府临时建了一些很简陋的灾民安置房，一家几口挤在一个房间内，公用卫生间，在家门口做饭。这样的安置房，灾民缴纳少许租金就可入住。到了70年代，香港政府出台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建楼计划，在此基础上，逐步地发展成为一个公共房屋政策。
　　“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定的政策目标：不能负担私人市场租金的香港居民，我们承诺他们申请公共房屋，平均三年就可以上楼（香港称入住公屋为“上楼”）。”谈到此，郑女士的自豪溢于言表。

　　轮候制度高度透明、人性化
　　申请公屋，首先须有香港永久居民资格，其一半家庭成员也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其次是月收入限额、资产限额。一人家庭，月收入不能超过八千七，资产不能超过19万。三人家庭月收入不能超过1.5万，资产不能超过34万。“如果一个申请者有了轮候编号，可以上网或到服务中心查询申请区排在哪个编号，和自己距离有多少等，很高度透明，很有秩序地去进行。”郑女士介绍。
　　这些限额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根据香港市民收入和资产、负担能力而定。对一些特殊人群，如老人，有特殊轮候制度。老人平均一年可以上楼。还有一个优惠轮候计划，即：如果年轻人愿意照顾老人，他们可以一块住，申请的时候可以配一个相近房子给他们；如果他和老人家一块住，我们还有轮候优惠。所以，政策给老人优先。另外也提供人性化服务：老人申请将享受一站式服务。”
　　另外，退出机制完善也是保障。入住十年后的公屋居民，每两年要报告收入情况。如果有虚假资料和误报，最高罚五万，监禁六个月。每年特别抽查五千左右个案，看有无滥用等等。日常运作上采用扣分制，严重可能会丧失居民资格。

　　公屋：不是头上一片瓦，而是整个社区
　　三年“上楼”，是相当有魄力的承诺。香港是如何应对这个挑战的呢？郑女士说，香港有每年延长的“五年计划”，每年根据当时的需求和供应情况，来调整和制定建屋的效率、进度等。现在的目标是平均每年建五万五千个新房，加上回收的旧单元房，就可以在平均三年的轮候时间内满足申请者。所以，这个计划需要主题公园、房委会的配套资源等每一方面的配合。
　　“以前是头上一片瓦的方式，现在不再是建一个居所，而是设立一个小区，一个社群。”郑女士说。香港的公共住房制度经过多年运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已臻成熟。一方面政策目标清晰，另一方面还有一套建屋的整体计划来满足现有需求，包括与非政府机构提供的福利服务相结合，设规划优质的休闲区、休闲设施、绿化带；整体设计以人为本，设备完善、设施通用，如：无障碍通道，推杆式的洗手间门等，盲人、健康人士都很方便，可以居家安老，同时兼顾长者和儿童的需要；与社会福利署合作，为老年人设老人活动中心，为少年儿童提供青少年活动中心。新建村和旧社区之间也会建设相连接的行人通道和天桥，新旧共有，硬件、软件一起发展。

　　房委会的职责与监督运行
　　香港公屋计划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开始兴建公屋以来，就有相应机构专门负责公屋事宜。香港房屋委员会是一个目标很清晰、工作很清楚的法定机构，1973年成立，主要的成员有28位，两个是官方的，26个是非官方的，成员都由行政长官委任，包括学者、议员、专业界别的人士。他们主要负责这个庞大的公共服务落实计划，也要监督政府房屋署在这方面的落实。
　　“房委会从1988年开始财政独立，现今每年支出150亿，收入主要是住户租金和商业收入，是160亿。再加上投资收入，每年盈余约为40个亿。现金节余700亿左右。”郑汝桦女士介绍说，“房委会是财政独立和健康的，监督系统成熟而全面：由建筑小组确认规格和设计，财务小组确认财务上的可行性，然后到大会上申请批准，最后由投标小组监督整体的落实。我们的宗旨是希望透明度高，而且是向我们香港市民负责。”

　　居住和置业：可进可退的阶梯
　　居住和置业之间，有夹心层的生存阶梯。香港特首在今年施政报告里面宣布要复建居屋，特区政府日前还推出了治安新计划，帮助夹心家庭买房。
　　“30%的香港人口住在公屋，160个村，72万套房子，这是最基本的住房条件。公屋以上是居屋。如果是公屋的居民，可以买二手市场的居屋。新的居屋计划是为了有能力置业的香港市民提供缓冲计划。它的目标是从2016年开始，四年内提供不少于17000套房子，定位是月收入三万以下，希望置业但没有能力者。新居屋计划以上，还有另外一个缓冲——滞纳金，滞纳金的定位是月入四万以下的家庭，用可租可买的方式。” 郑女士认为，居住环境的改变正是市民人生一步步前进的标志。“再往上就是私人住房交易市场，在这方面，政府角色是持续地提供土地，希望香港有一个平稳、健康的楼市发展。所以，整体来说，香港有一个居住和置业的阶梯。一个可进可退的机制。”

　　安全网：公屋为社会提供心理保障
　　这是一个安全网，但非支持所有市民。第一，政策定位是针对不能负担私人楼宇租金人群。另外，收入限额和资产限额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进程，每年都会重新审视衡量。比如：7月份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法令，所以，7月份后限额提升约15%。这是为了确保限额与整个社会发展同步。
　　这个安全网，对香港的成功、保持平稳的社会又极其重要。因为可负担的租金水平能够让低收入群体可以专心为生活奋斗。例如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月入上限是一万五，十分之一用来付租金，90%可作他用，使他们有能力追求人生的不同目标。所以，对香港来说，这个安全网对社会稳定的有很大贡献。
　　“安全网不仅是在房屋上面给大家保障，还在心理上提供保障。居民还可以参与社区管理，归属感很高。每一年中秋节、春节，每个村还会获得房委会拨款搞活动。社区共融是我们希望的目的。”郑女士说。

　　未来挑战在于公屋计划的持续性落实
　　在未来，公屋制度还能有哪些完善？“我们努力满足我们三年轮候期的承诺。因为香港市民期望很高。对他们来说能够上楼是生活水平的提升。所以，土地的开发方面、规划方面、每年延展的“五年计划”等都需要持续性地落实。”郑汝桦认为，“目前房委会财政健康。如果未来几年经济状况变差，我们就更有压力，要提高我们的供应等。这方面我们密切地留意着轮候册上的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