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澳门立法会一般性讨论中，官员财产公开的法案获出席议员全票通过。预计2012年上半年起，澳门所有副局级以上官员将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曾几何时，因为澳门巨贪欧文龙案，澳门的年轻人在网络社区篡改了这一句香港公益广告词：“澳门，胜在有ICAC（香港廉政公署）”。因为澳门巨贪欧文龙案发，并非因为澳门的反腐系统有所察觉，而是因为香港廉政公署调查几个有巨额洗黑钱嫌疑的银行户口，户主名字中有澳门特色的拼写方式“AO”，把廉署的视线引向澳门（欧文龙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涉嫌以迂回而严密的银行账户网清洗贿款）。

　　港澳皆在20世纪末主权回归，但管制水平不一的英、葡殖民者，为这两个地方留下不同的政治遗产。殖民统治期间，公务员华人比例低，华人参政机会少，政治人物的社会代表性差，公务员贪腐成风。尽管在主权回归之后，澳人治澳，黑道式微，治安转好，基层公务员的受贿现象也逐渐稀少,但在欧文龙事件之前，澳门廉政公署在民众心目中，仍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角色。

　　以2006年廉政公署的年报“反贪工作”章节为例，2006年审结定罪的案件8宗，涉及46人，涉案人员多为基层警员、政府一般职员、地盘工人、店主、赌场发牌员一类层次，最高职位的只是一位海关高级关员。这与香港廉政公署甫一成立即对准贪污集团的最上层、最核心人物的历史迥然不同。

　　澳门廉政公署的历史，比香港ICAC的历史晚了将近20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ICAC打击贪污成效影响下，澳门社会各界不断要求成立肃贪机关，但直到1992年3月，“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才正式展开工作。199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根据《基本法》第59条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廉政专员对行政长官负责。

　　正是因为相关制度透明度不够，让澳门廉署比香港廉署缺乏社会参与。譬如，1998年立法会通过、2003年修改的《收益及财产利益的声明与公众监察》法律，又称《阳光法》，规定所有公务员须在入职90日内提交个人和配偶的财产报告给公署或终审法院。但这个《阳光法》，并没有把一切放在阳光下。官员申报的材料是以密封式信封呈交终审法院，任何人士包括终审法院也不能拆阅信封内容，而且官员只有就任和离任的时候需要申报，不需要随时更新。这样既不能让公众监督官员，也失去了申报的预警与防范的作用。

　　欧文龙案让澳门付出了惨痛学费，也成为立法改进的契机。目前的“阳光法案”，虽然将行政会成员与立法会议员排除在外而引发争议，但官员财产信息从官方内部掌握，到信息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仍然朝正确的方向进了一大步。虽然澳门的公共事务透明度尚不及香港；但经过多年取法香港和祖国大陆，比起回归之前公务员受贿成风的状况，回归之后已经是判若云泥。

　　澳门的地方选举也带来了更多政治的透明。在澳门“阳光法案”争议过程中，可以看见，对于自己可以豁免而不需要申报财产，所有直选的立法会议员并不买账；不管是家财万贯的博彩家族女主人，还是需要业余到学校兼课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对这一“特权”反对最为强烈的群体。他们急于牺牲自己的财产隐私权，来换取选民更多的信任。

　　阳光法案始于瑞典。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是极具反腐约束力的，因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被大多数国家采纳。全世界目前有97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财产公开实现对官员权力的监督确保廉洁，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然，官员财产公开的范围、方式和隐私权保护的处理，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但中国政府的意志已经明确：中国政府目前已经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一文件要求签署国“适度公开公共职位或政治职位据位人财产及利益”。澳门的“阳光政府”的立法推进，也许意味着，“一国两制”不仅仅是解决国家历史遗留的领土主权问题、终结殖民主义的政治创举，在历史文化存在差异的不同区域，在一些方面，也可以存在同样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