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埃维昂组织第二届中国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作为该组织的创始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日前来到中国，为该会议“预热”。本报记者就近期国际贸易等热点话题对莱曼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是多边贸易的新引擎

　　记者：近年来，多边贸易体系有哪些变化？

　　莱曼：过去15年，国际贸易有很大增长。原因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的加入，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

　　无论是接触国际贸易的人口，还是WTO成员国数量都在增加。目前还有3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WTO。为什么会这样？一是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得他们对国际贸易的需求增加；二是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给贸易，特别是全球供应链带来了革命。据联合国统计，上世纪90年代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8000多个，现在有7万多个。企业有创业精神，愿意进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发展自己。

　　中国在21世纪多边贸易体系中，是个新的引擎，是发动机。多边贸易每年以60%的速度增长。

　　WTO框架面临瘫痪风险

　　记者：去年以来，多边贸易体系遭受极大冲击，包括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等重新设限。您觉得未来WTO框架将出现哪些新问题？

　　莱曼：未来的WTO框架，有可能陷入瘫痪。我有这个担忧。一是与中国有关。中国入世是好事，但也是冲击。就像开了一扇门，一头大象走了进来。面对这种冲击，WTO需要适应。

　　单纯从经济、财富、福利的角度说，新参与者加入WTO是积极的，他们带来了机会，促进了需求和供应。但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不安定，如纺织和服装行业。中国在纺织行业，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其他国家必然受到冲击，就纷纷采取保护措施。特别是政治实力强，而经济实力弱的公司，更需要寻求保护。

　　技术、贸易的高速发展，与机制和思维的发展有很大差距，这一差距叫“管理差距”或“智力差距”。如果差距不缩小，就要遇到问题。

　　他们为什么抵制中国

　　记者：您怎么看待欧盟和美国方面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抵制？

　　莱曼：欧美一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在纺织品、服装、汽车零配件等方面设限。这说明一些公司未能适应变化，他们只好去寻求政治保护。

　　这不仅是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对抗，其实欧盟内部也有。比如芬兰等北欧国家，较早进行了外保等改革，改革后更关心零售渠道。但南欧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包括东欧的波兰等国，则认为如果不抵制中国，他们受到的冲击就会很大，会失去很多就业机会。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和美国很常见。

　　另外，有一点是明确的，对中国纺织品等商品设限，并不因为是中国，他们才这么做的。而刚好是中国在这个时候入世，并做得很成功。比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受到过这种抵制；60年代，美国也受到欧洲的抵制。只要有新的参与者进来并带来冲击，就会受到抵制。

　　对话是中国应对之道

　　记者：您觉得中国该怎么样去应对？

　　莱曼：在此，我只作谨慎的建议：首先，要有良好的沟通、对话，用开放政策进行沟通。不仅是与政府沟通，也要更多地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其实，对中国进行抵制的一个原因是恐慌，并不是这个问题真的来了。最早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打贸易战时，欧盟的媒体就报道说，如果不进行抵制，欧洲会有很多工厂要倒闭，很多工人要失业。其实，在任何经济转型中，必然有得有失，不存在有得无失的方案。更好地宣传，应该是赢家比输家多。

　　说很多人会失业，但实际上并未失业，只是工作的替换，去做别的行当了。随着中国的出现，欧盟在纺织品生产方面没有优势了，他们转而去做分销、设计等工作，从而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还有一点，贸易交换的双方，是需要拿着商品和钱进行沟通的，没有这些不能进行交流。比如说，法国有很多化妆品，如果中国卖更多的服装，就会买更多的法国化妆品。贸易是让双方都挣到钱，而不是让一方受穷。

　　其次，中国虽然是新的成员国，还是应该捍卫WTO的利益。中国虽然是个新的参与者，但应表现出是个大师级的国家、是国际贸易老手。

　　日本的教训是必须思想开放

　　记者：您前面说，日本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能否说中国也会走日本的老路？

　　莱曼：我前面讲了，并不仅仅是日本受到抵制。这些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不只是一条。我上世纪80年代生活在上海，看到了日本受到的这种限制。不过，除了都受到抵制外，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有很大不同。

　　当时，日本是封闭的社会、封闭的经济，思维也很封闭。日本人只关心国内，不愿听外部人的建议。日本给我们的教训是，必须思想开放。

　　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很乐观，我认为中国会有很好的发展。中国是个开放的社会，思维也很开放。

　　人民币汇改应自主

　　记者：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中国的高贸易顺差可以维持多久？

　　莱曼：我不作经济预测。经济预测，比天气预报员还糟糕。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取决于很多因素，不仅仅是贸易顺差，还有金融体系等。假设说明天汇率完全自由，很难说是升值还是贬值。如果从金融体系看，人民币将会贬值；如果看贸易，人民币则会升值。预测是很难的，要看市场变化。

　　从可持续发展来说，中国下一代人需要的并不是贸易。贸易不是持续发展的根源，创新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是有创新的作法，生产出更多有附加值的产品。所以中国要做的是，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处于压力才这么做。

　　创新的根本是提供环境

　　记者：创新型国家需要更多的创业者，您给中国创业者有些什么建议？

　　莱曼：中国需要有创业的环境，使得人们能够创业。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政策、社会价值观都有利于创业。创业要承担风险，一方面要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另一方面也要有人鼓励其承担风险。这也是美国与欧洲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