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的4年中，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并深深地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也保持了持续、高速和稳定的增长。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人们对于WTO的关注却在逐渐减退，以至于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感叹“中国人离WTO是越来越远了”。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对中国的表现表示满意。美国在由其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05年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报告”中，用大量篇幅指出了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但除了在知识产权方面言之有据外，美国并没有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否则，它也不会至今只对中国提起了一次争端解决诉讼。何况，美国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被诉最多的成员，这至少说明，美国也并不是那么“自觉自愿”地遵守WTO的规则，而且即使对WTO已经作出的裁决，比如伯德修正案、海外销售公司法等，也仍然坚决不改弦更张。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自身
　　在WTO逐渐淡出普通百姓视野的同时，我们看到的阶段性答案是：入世既没有带给我们可怕的冲击，也没有创造出一个毫无壁垒的自由贸易环境。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人们普遍对入世的挑战给予高度的关注，特别是对我国的一些弱势产业——如农业、汽车、金融、电信等——能否经受得住市场开放的冲击，甚感忧虑。特别是许多运用复杂计量模型的研究，其估算的结果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例如几乎所有的计量研究都认为入世后中国汽车产量会有急剧下降，如世界银行估计从1995年到2005年，由于加入WTO，中国汽车产量从不加入WTO的增长190%，逆转为加入WTO后的下降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则认为下降幅度是15%。而现实却是中国汽车产量从2001年的234万辆一路飙升至2005年的507万辆，增长了117%。

　　当然，中国经济在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并非毫无瑕疵，相反，许多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这些问题正是需要依靠加入WTO带来的市场开放和体制完善来加以解决的。WTO在它的范围内给中国的相关政策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与经济内部的决定性力量相比，却并不那么显著。

　　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现象严重，而更严峻的是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开始威胁到社会稳定，并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了日益严重的阻碍。

　　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造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无疑是政府在保持公正方面投入资源不足，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而这种不足的原因之一又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冲动有关——仍然热衷于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把大量公共资源投入所谓产业发展的生产性投资。这不仅导致了国内投资的持续走高和经济过热，也削弱了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作为。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和产业发展恰恰是与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相违背的，政府过多涉足实体经济运行中，必然导致行政力量在经济竞争中的干预，从而就很可能违背中国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也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相悖。如果所有政府部门都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并真正领会其背后蕴藏的经济逻辑的话，中国经济中的失衡现象可能就会有所减轻。

　　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是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和能力的不足。比如在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方面，国内企业也有相当强烈的呼声，但地方保护、司法体制和资源不足等因素制约了政府的执法效率。而一些执行中或新出台的产业政策也无法摆脱既有利益集团的影响，政府行为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和不和谐，导致了在贸易政策领域的国际摩擦。

WTO≠自由贸易
　　和国人总是忧心于入世给我们的冲击相比，其他国家则多是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中国的加入究竟会给WTO和整个世界带来什么。

　　中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已经让国人对WTO的自由贸易形象产生疑虑。这一状况在2005年依然没有改变，不过在这一年当中，有30多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解开了困扰中国企业应诉反倾销的一大障碍。但所有这些成果的获得并非在WTO框架下进行的，而是通过双边谈判获得的。不过，美国、欧盟、印度依然不肯放弃“市场经济地位”这个武器。

　　与反倾销相比，2005年最受人关注的还是中国与美欧之间惊心动魄的纺织品谈判。《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被认为是对中国具有最大现实贸易利益的WTO规则，2005年1月1日，该协议要求所有成员取消所有纺织品服装配额，这曾令许多中国纺织品企业摩拳擦掌，准备在国际市场上大干一番。

　　然而，原本早在计划之中、毫无障碍的美欧纺织品市场，刚刚开了一道缝就又关上了大门。仅仅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到期后几个月，美国和欧盟就迫不及待地对中国的多种纺织品恢复了配额限制。此后中国与美欧之间的艰难谈判，令人怀疑我们又回到了入世之前。许多国人以为入世之后，WTO可以像一个守护神一样，可现实与期待有着巨大的落差，WTO此时似乎消失了，而我们所预料的纺织品服装配额取消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也并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享受的。

　　或许美国和欧盟并没有做错，因为他们所依据的也是中国加入WTO时自己作出的承诺，错的大概是我们混淆了WTO的所谓自由贸易精神与WTO的实际规则。虽然WTO、也包括美国和欧盟都声称要坚持自由贸易的精神，但现实却要求贸易保护的存在。在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品生产商难以承受中国产品的冲击而向他们的政府求援时，精神和原则被暂时放在一边，现实的政治利益摆上了首要位置。

　　不过，尽管各种关于贸易摩擦的新闻层出不穷，中国的出口却仍然动力十足。加入WTO，毕竟已经令我们享受到了GATT/WTO50多年在扩大市场开放上的成果。

不是领袖，而是协调者
　　在批准中国加入的WTO的多哈部长会议上，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发展回合的启动是另一个重大成果。和中国加入WTO一样，多哈回合至今也已进行了整整4年。然而和入世后的中国相比，多哈回合可谓命运多舛。

　　尽管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谈判计划和目标，期望在19个议题上能够达成新的进展，但各成员在此后的谈判中几乎没有就任何一个议题达成重大共识。原计划对多哈回合进行中期评估的2003年坎昆部长会议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2004年8月1日，在经过多次的谈判之后，WTO总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多哈议程工作计划的决议”(即七月套案)。七月套案对之前的谈判目标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投资、环境、竞争政策等热门话题从工作计划中消失，而将谈判的重点集中在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特殊和差别待遇等问题上，使多哈回合勉强得以维持。但在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WTO第六届部长会议之前，各项谈判依然进展甚微。

　　在多哈回合中，中国的角色一直备受关注。在坎昆会议上，中国作为20国集团的成员之一，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对发达国家的不合理提案进行了抵制，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在WTO中第一次真正的亮相。

　　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维护其在WTO中的合法权益，中国为所应为。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在许多议题上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一致，而与发达国家在某些议题又有共同利益。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新成员，主要的任务还是履行入世承诺，并逐步消化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变化，而没有能力再进一步作出大幅度的开放承诺，从而也就缺少用于讨价还价的筹码。

　　因此，在由中国香港承办的WTO部长会议上，中国并未表现得十分积极和活跃。一些人对中国的低调立场感到不解，但实际上，这正是当前中国在WTO中的适当定位。正如商务部薄熙来部长所说，中国在WTO中“不是领袖，而是协调者”。

　　说到底，WTO只是给出了一个各个国家协调贸易政策的规则和组织框架，中国的成就和问题主要都来自于自身。中国人一向不缺乏随机应变、适应环境的能力，但如何在内部创造一个公平、和谐、有效率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却是一个我们要长期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