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应将制定权交给市场内的主流行业，而政府和行业协会的焦点是建立详细的“纠错”机制，并预防技术性行业以大欺小式的“恶意垄断”，使中国标准不再成为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

　　“谁来制定、完善以及发布标准，对违规者如何进行法律制裁等至今仍是空白。‘甚至连制定标准的很多专家都是相关部门依靠私人关系邀请来的。’”

　　“爆竹类‘燃放时不允许放在口袋里’、“结鞭爆竹‘燃放时不允许将单个爆竹扯下’。”资深媒体人士杨女士看着手中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标志》，不禁哑然失笑。她无奈地告诉记者：“这种剽窃常识、堆砌废话的标准为什么要出台？”

　　2008年1月1日，由国家标准委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小麦粉馒头》规定：馒头在感官方面要求必须是圆形，气味有小麦香，体积也不能太小；2009年11月，新制定的《民间传统小吃》行业标准对小吃的涉及量进行了数字化规定：烧饼的直径必须是6厘米，厚度为1厘米，用刀切开后层数不少于30层；门框褡裢火烧的长度必须是12厘米，高和宽都是1厘米等；2010年1月27日，“湘菜地方标准”审定会审定了由湖南省餐饮行业协会、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所共同起草的《湘菜烹调技术基本操作规范》，对湘式菜肴的四菜一汤(辣椒炒肉、毛氏红烧肉、酸菜蒸扣肉、剁(酱)椒蒸鱼头、龟羊汤)进行了标准化描述。例如，辣椒炒肉中辣椒和肉的比例为3:5；剁椒鱼头中的鱼头呈蝴蝶形状；毛氏红烧肉中所用的五花肉要来自“宁乡猪”；酸菜蒸扣肉、龟羊汤分别有着辣度以及原材料地域来源上的要求。

　　“这些被老百姓看做可笑的标准实则有必要制定。”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说，老百姓认为，技术含量低、实用性差的行业并不需要标准。有些技术标准正是因为“熟知”才被民众耻笑。但是以行业规范角度来看，无论是程序还是文字表述，标准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法律规定一样，不能因为某个规定已经在民众中广泛普及，就在制定过程中将其省略。如果把文字上的描述跳过去，就会使条款缺乏强制性和相应的连贯性。”

　　那么，“中国标准”为什么会成为民众口中的诟病？董正伟告诉记者，常规的标准制定程序是组织本行业的权威专家和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对各企业的最高技术进行充分论证，得出统一意见后，公之于众，征求民意，最终进行综合性制定。“但是现实情况往往事与愿违。”董正伟说，目前，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往往省略“征求民意”的步骤。以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在2009年12月6日公布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以下简称《电摩标准》）标准为例，该标准规定：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0公里，小于50公里，或重量大于40公斤且最高设计时速不大于50公里。这就意味着40 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车，将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被划入机动车范畴。

　　如果该标准实施，就意味着从2010年1月1日起，部分超标电动自行车车主需要承担考驾照、上牌照、买保险等额外支出，会导致每年2000多万辆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量成为泡影，2400多家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面临“出售危机”，1.2亿电动自行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被改变。

　　“因此，《电摩标准》的制定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在没有征求行业人士的意见，没有考虑我国电动自行车的实际使用现状时，标准的制定无疑缺乏了科学性，并遭到行业内部的反驳。”董正伟说，更为可悲的是，在标准出现错误偏差时，我们却找不到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纠错”机制。比如，谁来负责纠错，用什么方法纠正不恰当的制定内容等都没有出现在法律文字中。

　　在董正伟看来，标准制定的整个流程也不透明。比如，谁来制定、完善以及发布标准，对违规者如何进行法律制裁等至今仍是空白。“甚至连制定标准的很多专家都是相关部门依靠私人关系邀请来的。因此，存在利益关系的行业标准就很难代表该行业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董正伟也指出，2008年发生的毒奶粉事件，也暴露出中国标准制定的“滞后性”问题。“当时食品行业只存在一些简单规定，绝大多数都围绕‘企业如何获得成功’等引导性的内容，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非常薄弱。这导致吊白块、苏丹红、三聚氰胺等化工原料，成为不法商贩利益勾结下的食用物质，被用在色素、防腐剂和漂白剂中。”

　　然而在西方社会，领先行业掌握着行业标准的制定权。“从市场角度来看，企业分为三个层次：企业卖标准、企业卖品牌、企业卖产品。由此看出标准的制定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利益分配。所以企业会通过制定标准来进行自我保护，满足自己的使用要求。”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李友中博士说，国外的政府机关不会参与标准的制定过程，都是由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领先企业代表来共同制定标准。由于它们是行业内的标杆，引领着行业的先进技术，对标准的制定也在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比如，美国微软公司所制定的一项关于计算机领域的标准目前已经成为“国际通用”。

　　因此，有专家提出，中国的标准想要更加科学，可以参照“国际标准”。李友中却认为，一味遵照国际标准并不科学。因为国际标准的范围广泛、需求集中，各国的差异性使它并不是绝对“通用”的。李友中建议，如果涉及保密安全行业，我们就应该制定一套符合中国社会的标准。比如，中国之前一直沿用美国3G和欧洲CDMA的标准，这使中国移动通讯事业的安全性存在“隐忧”。为了减少其对中国移动通信上的控制，中国制定出PDSCDMA第三代移动通讯标准，尽管PDSCDMA在技术上仍需要完善，但是它的出台标志着国外的移动通信要想进入中国，必须遵照中国标准执行。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移动通信的安全利益。

　　“涉及大众福利的消费品，我们就应该与国际标准接轨。这样既能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也能降低成本。”李友中说，《中国DVD蓝光标准》的出台就曾遭到很多人反对。由于蓝光标准的出台会向DVD行业收取高昂的知识产权费用，使低成本运作的DVD行业无力支付，从而引起广泛争议。

　　面对中国标准制定中依旧存在的“监管空白”，董正伟说，其实，中国政府应将制定权交给市场内的主流行业，而政府和行业协会的焦点是建立详细的“纠错”机制，并预防技术性行业以大欺小式的“恶意垄断”，使中国标准不再是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