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长江日报》5月26日报道，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近日出炉。报告称，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

    参与调查的武汉大学教授说，“以自己带的研究生就业为例，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或是父母与金融系统高管有一定关联的。”其实不单单是银行，公众眼中比较好的就业单位，比如类似电力、石油等垄断部门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有关系、有背景，往往会成为人们找工作时候的第一反应，甚至成为一种潜意识、潜规则。

    “穷二代”的标签，本来就已是出身贫寒者背上的沉重“龟壳”，让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失去了机会公平；“蚁族”则是生存多艰的典型符号，它意味着“住有所居”的愿景，离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相隔甚远。当“穷二代”背上“蚁族”的重壳，仰望“富二代”的“大象一族”，不得不承认“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些怀揣梦想、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使得自己生活质量提高的“蚁族”们，却在找工作的“高门槛”下不得翻身。就业的不公，是滋生“蚁族”的肥沃土壤。

    事实上，“蚁族问题”的改变缺的不是认识，而是改革与除弊的行动，是公平公正的标准制度。如果国家出台相应的标准规范，从政策上对就业问题进行公平的引导与规范，将公平欠缺的就业环境进行改革，让包括“蚁族”和“穷二代”在内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这才是“蚁族”之幸、“穷二代”之福。